武汉之窗魅力武汉 http://www.cnwuhan.net 更新时间：2007-12-5 11:34:12
田文彬，29岁，武汉人，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附中，二胡专业。毕业后曾到文化局工作，但不安于生活现状，于1999年来到吉庆街。由于其出色的演奏技术与音乐院校接受过专业教育的背景，在吉庆街享有“小秀才”的美誉。
没想到在吉庆街会碰到校友，这一下子就拉进了我们的距离。基于这层关系，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，你是怎样走出这一步的？他腼腆地一笑，说：“以前来玩过几次，自己真想来又不好意思来。后来受到毛建初师傅的鼓励，终于迈出了这一步。来了之后，才发现这里有很多可学的东西，一段时间下来，感觉受益匪浅。举个例子来说吧，我虽然是科班出身，受过正规的专业训练，拉《二泉映月》，弓法指法都是按学校老师教的来，技巧都到位，但就是韵味上差那么一点。讲韵味，还是老师傅们拉得好，就像一碗清汤里面加上了胡椒味精。老师傅们说得好，年轻人，缺乏对生活的理解，缺乏对那个年代的理解，所以就差那么一点味儿。”
凌晨两点四十，吉庆街的上空弥漫着一波一波的声浪，周边的居民枕着早已熟悉的“扰眠曲”入睡了。宋、李、黄三人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。
宋逸：45岁，武汉市人，琵琶演奏员，曾是部队军级单位的琵琶演奏员，后学医，转业后在单位卫生所药房发药，收入欠佳。离开单位后，重新拿起了琵琶，先后在歌舞厅、 酒吧、星级宾馆演出过。
“在宾馆演出比这儿有面子，我也曾有过大舞台，有面子。但宾馆一个月发一次钱，我经常等着钱用。还是吉庆街好，每天都赚钱回家。要不是孩子学习的费用太大，我可能不会从单位出来闯荡了，怎么办？爱人的收入也低，他40多岁了，没有一技之长，在哪儿也难得赚钱。”
漂亮精神的宋逸很爱面子，来吉庆街三个年头，她碰见熟人就躲，觉得蛮掉面子。她羡慕社会上的高级白领，有高学历，过着体面的生活。她的女儿对民乐器不感兴趣，她便不勉其难，也让女儿去学别的乐器。她很自豪，女儿的数理化学得特好，以后绝对不会从艺了。
宋逸说着话，一边随手拨弄着琵琶，手一扬，就是一节熟悉的乐曲。
李江生，50岁，武汉人，阮演奏员。母亲是曲艺演员，唱河南坠子的。舅父、姨妈、外公都是艺人，从小就受到熏陶，7、8岁开始学艺，从坠胡入手。到十几岁时，由于家里生活困难，就跟着母亲出去跑江湖卖艺。文革后进工厂当技术员，后来下岗了，家里入不敷出，于1999年来到吉庆街，拾起乐器，重操旧业。
黄国模，44岁，重庆人，竹笛演奏员。工厂工人，下岗后投奔在武汉工作的哥哥，于1998年来到吉庆街。曾在武汉市音协主办的笛子考级中通过了业余九级的考试。
李、黄二人合作已经两年多了。
关于合作，李师傅是这样解释的：“如果两个人合作得很愉快很默契，在一段时间里可能会很固定，但如果一旦合作不好了或是生意开始滑坡了，马上可以分开，可分可合，随缘分合，很灵活。这种合作很简单，也不需要排练，利用休息的时间简单地编排一下即可。但是严格的说不是合奏，而是齐奏，因为乐器太少达不到合奏的要求和效果。”
对于民乐的发展，李师傅的见解让人刮目相看，“民乐听众以知识阶层的中老年为主，年轻人很少。大多数年轻人只有猎奇心理，对民乐并不感兴趣，这说明我们国家民乐教育断层，媒体的导向不到位，不推介高雅的传统民乐，致使民乐不景气，尽管国家还是很重视民乐，但是没有卓有成效的推广方法，只靠搞一个演出一个比赛是不行的，这就像往水里扔石头，泛起一点涟漪，但很快就消失了。推广民族文化，应该从娃娃抓起，从小熏陶。当然通俗音乐也是一种文化，两者并不矛盾，没必要由谁来取代谁，两者可以共存， 共同来繁荣文化市场。”
黄师傅酷爱笛子艺术，爱得热烈而执著。小时候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到哥哥读书的学校去玩，在那里捡到一根笛子，回家后就开始学吹，从此陶醉其中。由于当时家里穷，拜不起师傅，于是就跟着广播学。初中时在学校的文艺演出中获得第一名，并被重庆某歌舞团的一位竹笛演奏家看中，收为关门弟子。从此如鱼得水，笛艺日进。但后来由于生活所迫，过早的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，而未能进入向往已久的音乐学院深造，这可以说是一件终生憾事。不过现在好了，在吉庆街能终日与自己心爱的笛子为伴，这本身就是人生一大快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