武汉特种汽车制造厂内的原汉阳兵工厂102号界碑。

　　清末洋务大吏张之洞（1837—1909），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，因督办芦汉铁路，调任湖广总督，自此直至光绪三十三年入参军机、任体仁阁大学士，除1894、1902年两度暂署两江总督，一次短期赴京修订学堂章程外，督鄂几近二十年，这在频繁更换督抚的清朝实属罕见。张在湖广总督任内，兴实业、办文教、练新军，使其坐镇的武汉，继上海、天津之后，成为又一洋务基地和近代大都会。

　　张之洞在湖北兴办的实业建设中，汉阳铁厂是最重要的一项。早在抚晋期间，张之洞就认识到进口洋铁非强国之道，萌生建立近代化铁厂的意念。督粤之后，提出在广州城外兴建铁厂的计划，并电告出使英国大臣刘瑞芬及后任薛福成，向英订购铁炉二座。该年底，张调任湖广总督，随即将拟建之铁厂移至湖北。1890年初，在武昌成立湖北铁政局，委派蔡锡勇为总办，厂址选定汉阳，1890年11月动工兴建，1893年9月，炼铁厂、熟铁厂、贝色麻炉钢厂、马丁炉钢厂、钢轨厂、钢材厂等十个分厂建成，次年6月投产。此为中国乃至亚洲第一家集冶铁、炼钢、轧钢于一厂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，比日本1901年投产的八幡制铁所早七年。一位外国观察家对当时汉阳铁厂的描述是：“烟囱凸起，矗立云霄”“化铁炉之雄杰，辗轨机之森严，汽声隆隆，锤声丁丁，触于眼帘、轰于耳鼓者，是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耶！”

　　汉阳铁厂的建成，耸动中外视听。然而，由于专制官办体制的腐败无能，铁厂从投产之始便财经亏损，张之洞为此心力交困，只得于1896年“招商承办”，委“亦官亦商”的盛宣怀督办铁厂，走上“官督商办”道路，由译员出身的李维格任总稽查。汉阳铁厂又与大冶铁矿、萍乡煤矿形成系列，一度颇有生机，西洋报刊1901年评论道：“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，大有振衣千仞，一览众山之势。”1908年，盛宣怀奏准将汉阳铁厂、大冶铁矿、萍乡煤矿合并，改为商办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，至辛亥革命前，约年产生铁8万吨、钢近4万吨、钢轨2万吨。然而，公司除第一次世界大战间始见盈余外，财政常陷困境，外债沉重，终为日本势力侵入，无法摆脱半殖地中国的全社会性悲剧。抗日战争初期，汉阳铁厂部分冶炼设备西迁重庆，所余被日军侵占，昔时傲视东亚的雄厂仅留下残垣断壁。

　　张之洞主持兴建的汉阳铁厂，它的创业艰辛、卓异成就和悲凉结局，昭示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坎坷历程。毛泽东上世纪60年代初说，讲到重工业，不能忘记张之洞。就是指的不能忘记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、汉阳兵工厂的历史功勋及其经验教训。而汲取了前辈功德和遗教的新中国人，终于在同一片土地上创造出新的辉煌：武钢接过了汉阳铁厂的火炬，将其燃烧得更旺。中国也以钢铁产量世界第一的雄姿（其质量和劳动生产率还有待提高），屹立东方。诚可谓“其始也简，其成也剧。”